手机配资炒股网都可能随时饿死、冻死、战死

在东北山林地区，“松树明子”是常见的燃料。干枯松树的树脂渗透进木质，油脂和木绺丝相互融合，就会形成从黄到黑颜色各异的松树明子，像木头又像化石。生活在长白山脚下的人都知道，松树明子易点燃，烧得慢，油汪汪的松树明子芯可以用来引火，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在松树枯死后，再经过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才能形成。它是年轻的“化石”，也是老去的树木。

1933年的冬夜，当24岁的朝鲜族姑娘安顺花就着烧松树明子的微光为战友缝制军装时，也许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亲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漫长战斗。

这场战争中，草木凋零，万物肃杀，无论是最高指挥官、文职干部、普通战士还是后勤部队甚至家属，都可能随时饿死、冻死、战死。她和战友们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所经历一切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和最后一枪。

在十四年艰苦抗战的长夜中，他们自己就是燃烧着的松树明子。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半岛沦入日本之手。此后，殖民统治和灾荒使不少朝鲜民众陆续渡过鸭绿江，寻找新的定居地。1930年，21岁的安顺花和丈夫李凤洙离开朝鲜咸镜南道端川郡，去往吉林珲春。珲春曾是唐代属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所在地，是历史上“日本道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位于长白山东麓和图们江下游，是半山腰上风景如画、四季分明的地方，与延吉、和龙、汪清等县同属东满地区，长期以来是朝鲜移民和革命者的第一个落脚点。安顺花夫妇在珲春东炮台村建立家园，为生计四处奔波，农忙时节耕田，农闲就到百里以外的海参崴码头做工，这个小家似乎摆脱了流亡生活，即将迎来春天。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缝纫队队长、朝鲜族女战士安顺花

然而，此时的东北已非太平之地，战火如影随形。1930年，距日本在旅顺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并驻军已经25年；距日本成立“满铁”，试图垄断东北战略物资已经24年；距日本组织“开拓团”，在东北建立大规模“移民点”已经16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为侵略做预演也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

抵抗侵略的力量也在积蓄，1930年夏，东北各地民众如火如荼地组织起来。8月，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成立，军事部长由朝鲜族朴允瑞担任。同年10月，中共东满特委在朝阳川和局子街（延吉）成立。安顺花夫妇加入珲春县委组织的“反日会”，负责收藏和散发反日标语和传单。随着日本逐渐加剧的侵略渗透和对社会的控制，反日标语需要特别隐秘地收藏。安顺花和李凤洙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挖了口井，在井壁石缝中留下足以放置一口缸的洞，再将反日传单藏在缸里。就这样，东炮台的各家房屋、门墙时不时会“悄然生长”出几则反日标语。安顺花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

自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后，大批朝鲜革命者流亡中国。1925年4月18日，朝鲜共产党在中国成立。次年5月，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成立，机关设在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1928年前后，朝共满洲总局相继成立了南、东、北满区域局，具体负责领导在东北各地的朝鲜共产党人的反日活动及民族独立活动。后续，共产国际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要求朝鲜革命者加入侨居地的共产党组织。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这一指示，召集在东北各地的朝鲜共产党代表，在共同协商下同意撤销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及各区域局，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中共满洲省委党员中出现了大批朝鲜革命者。1931年初，深受感召的安顺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城区担任妇女委员，以小商贩的身份奔走于各村，做着通信联络和群众组织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剧对东北各地区的侵略和控制，频频发起“扫荡”，东满地区是其“扫荡”的重点之一，给汉、满、朝各族人民带来了浩劫。1932年3月，日本人扶植溥仪炮制伪满洲国，关东军兵力逐步增加，形势日趋严峻，在与珲春县临近的汪清县流传着一首朝鲜语民谣：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

反日战争在大坎子打响。

敌人的炮弹在前山后山轰轰响，

机枪弹、榴霰弹好似雨点。

飞机在空中狂轰滥炸，

把无辜百姓推向屠杀场。

东满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的活动也迎来高潮。中共珲春县委先是成立突击队夺取武器，后又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岭南、岭西游击队。11月，中共珲春县委将两支游击队正式合并为珲春反日游击大队，活跃于大荒沟、烟筒砬子、梨树沟一带。安顺花和李凤洙被安排了不同的工作，李凤洙前往“金区”（金仓地区）党委工作，安顺花则在“烟区”（烟筒砬子地区）游击队负责妇女工作。

在“烟区”停留的两个月，安顺花几乎把全村的妇女都动员进“妇女会”，为战士缝制绑腿，带着朝鲜酱油、食材去游击队驻地慰问。军民鱼水情，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有独特的温度。在后来的东北抗联时期，这份情谊始终未变，当地民谣这样唱道：“山脚下，小河旁，门前有棵老白杨，抗联打仗进山里，别忘我家老地方，有朝一日打此过，进屋喝碗热豆浆。”

凝聚起来的抗日力量也招致敌人的疯狂反扑。1933年初春，融化积雪的暖阳尚未就绪，肃杀的寒气不请自来。日军联合日伪军对游击区进行“拉网扫荡”战术，还实行“十家连坐”和“全屯连坐”的毒辣办法，企图断绝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为保护村民，安顺花等人第一时间将老弱妇孺转移到山上，身强力壮的则趁空隙下山挑些能吃的食物果腹。除了烂土豆、蘑菇外，还要收集各种野菜，比如把“酸么浆子”茎上的硬皮扒掉吃，味道酸酸的；差一些的还有榆树皮，榆树有三层皮，最里面的一层甜丝丝的。如果幸运的话，她们会在山沟里看到自由生长的葡萄和枸杞。

夏季转瞬即逝。“已是深秋了，草也不能吃了。”东北抗联创建人之一周保中日记里的这句话，是东北抗战将士对深秋的第一感受。已转移到马滴达南沟处理敌人“扫荡”善后、邻村难民安置工作的安顺花，接受了为战士们准备冬衣的新任务。凭借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她迅速组织起7名妇女，用4台缝纫机投入军装的缝制工作。战士的军服多是根据苏区红军军装的样子裁缝，衣服上面有两个小兜，下面有两个大兜，样子裁出来后再让会“蹬缝纫机”的姑娘缝合。一开始她们也不太熟练，有的裤子裆太小，有的衣服下摆太长，但战士们依然穿着它们与敌人勇猛战斗。除了赶制军服，她们大多会帮忙缝补破损的衣服，用仅有的几块布做些衣服让大家换着穿。

抗联战士穿过的军服和靰鞡鞋。战士的军服多是根据苏区红军军装的样子裁缝，衣服上面有两个小兜，下面有两个大兜，样子裁出来后再让会“蹬缝纫机”的姑娘缝合

真正的考验是凛冽寒冬，它不仅代表食材的紧缺，更意味着敌人趁虚而入的疯狂“讨伐”。在马滴达南沟的冬天，安顺花遭遇了日本“联合讨伐队”一轮又一轮的“扫荡”，一开始是连续三天的袭击，此后每隔三天会来一次。每一次的劫后余生，安顺花都要抓紧时间出来搜寻残粮、收敛受难者遗体。她曾在风雪弥漫的冰窟窿里寻回安瑞芝等三位女战士遗骸，用三条朝鲜族裙子和白粗布包裹安葬了她们。这些人大都曾是随四季而动谋生活的普通人，在民族危亡的长夜里，成了先觉者和群众的明灯和希望。

1933年12月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东满党团及游击队中同志的信》中，向东满党、团特委游击队提出“以汪清、延吉、珲春、和龙四县之现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的任务。1934年3月，东满四县抗日游击队被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政委王德泰，共有兵员900人。安顺花与同伴被正式编入第二军独立师4团的缝纫队，她为队长，自此开始了随军生活。缝纫队包含缝工、裁剪工、染整工，其中还有一位当过裁缝的男同志。部队的缝纫任务要比村里的繁重一些，每逢一场大捷，队伍往往会几十、几百人地扩编，这种情况下，缝纫队每天要缝十几套军装，还包括军帽、绑腿、弹药袋等。

一个月后，安顺花跟随部队转移到汪清县金仓，与阔别两年的丈夫（因有从医经历担任第二军四团医院院长）团聚。汪清县位于吉林省东部（今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毗邻珲春，聚集着大量的朝鲜革命者。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从1933年春开始，来自延吉县太平沟、北洞等地的东满特委陆续转移到小汪清梨树沟，安顺花就是随军转移人员之一

在日军的疯狂“讨伐”下，中共东满各地特委不得不从深山转移向更深的山。中共汪清县委等县一级机关定位在小汪清，从1933年春开始，来自延吉县太平沟、北洞等地的东满特委陆续转移到小汪清梨树沟，让这个原来只有几十户农民的狭小山沟涌进来千余人，包括大量朝鲜革命者和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安顺花就是随军转移的人员之一。小汪清根据地也有一支缝纫队，用仅有的两三台缝纫机一手包下营和团所需军装，并按照营团要求，缝制了反日部队官兵的全套军装。缝纫队的工作量远超日常工作的承受能力，缝纫队员们通夜赶活，困了就往脸上泼冷水、唱歌，每个缝纫队员差不多能背下几十首革命歌曲。

东北抗日联军被服厂使用过的熨斗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遵照这一精神对东满根据地进行调整。安顺花所在队伍此时已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2军，并准备转移。党组织考虑到安顺花带着孩子，安排她留在李凤洙身边，负责炊事与护理伤员工作。1935年夏，安顺花随医院来到宁安县马厂二道沟密营。由于敌人加紧封锁和搜捕，密营粮食极度匮乏。据抗联战士后来回忆，当时大家都喝豆粥，如果粥也喝不上，就用烧碱水煮松树内皮，再把它捶粘做饼吃，或者煮蕨菜、关苍术、桔梗等。最难熬的仍是冬天，“特别到后半夜，零下将近40度，大树都冻得嘎吧嘎吧响”，粮食和被服不足的问题长期令抗日将领感到窒息，亟需后勤部队来供给“空气”。

1936年2月，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3月，人民革命军第2军统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这年秋天，安顺花与丈夫转移到宁安县东京城的一个山沟，重新负责缝纫工作。缝纫队被安排在根据地密营的一个木屋内，条件异常艰苦。缝制军装的衣料是自行筹措的，染色则要取自山林的树皮。缝纫队员用大锅煮柞树皮、山核桃树皮和黄柏皮，把衣料泡到锅水里，各种树皮的配比不同，颜色也会稍有不同，她们染出来的军服大多是卡其色的。1937年3月初，缝纫队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在两天内为部队赶制12套衣裤。此时如梳如篦的日军“漫山讨伐”突袭而至，她们赶紧把缝纫机藏到芦苇荡里，站在初春刺骨的冰水中躲过一劫并如期完成任务。

东北抗日联军被服厂使用的缝纫机头。缝纫队的工作量远超日常工作的承受能力，小汪清根据地缝纫队，用仅有的两三台缝纫机一手包下营和团所需军装

东北抗联中不乏像安顺花一样心灵手巧的朝鲜族战士，如抗联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没有缝纫机，借着篝火一针一线缝制被服，被战士们亲切唤作“裴大姐”。还有小汪清缝纫队的第一任负责人金莲花，编织活和针线活儿相当了得，无论军服还是普通衣裳，都做得很漂亮，凡是穿上她做的衣服的战士，都会向缝纫队所在的山沟行礼：“莲花姐，请接受我的大礼吧！”

安顺花为抗战奉献了一切。她和李凤洙育有五名子女：老大受了冻伤，两只脚的脚趾都被割掉了，随同重伤重病者去了苏联；老二患麻疹病死；老三被侵入游击区的日军用刺刀杀死；老四饿死；老五在两岁时送给别人家，后下落不明。多年后，李凤洙虽发表了几篇回忆录，但始终没有音讯。

安顺花也将奉献自己的生命。

关于安顺花牺牲的年份有两种说法，一是延边博物馆金万锡所说的1937年3月底，一是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回忆的1938年。他是1933年在汪清游击区结识的安顺花夫妇。结合安顺花战友与金日成等当时抗联高级指挥员的回忆，我们大略可以还原安顺花牺牲的情形。

长白山大戏台河抗联密营。1937年，安顺花为掩护弹药、军装和缝纫机仓库，故意暴露自己被捕。日伪军将她拖拽回缝纫队所在的密营棚就地审讯，并残忍杀害

作为缝纫队队长，她不仅负责制衣工作，还兼管粮食和弹药的保管工作。1937年（一说1938年）3月26日清晨，大部队外出作战，密营里仅留下8名女同志和2名男同志，由安顺花负责放哨。突然，她发现敌情并立刻回来组织撤退。深山尚未化开的没膝积雪，不仅影响行进速度，还暴露了他们的踪迹。跟在队尾的安顺花为掩护战友，决定向山林中另一个方向行进。她故意暴露吸引敌人注意，很快便遭到射击，腿部中弹。

日伪军通过画像识别了安顺花的身份，将她拖拽回缝纫队所在的密营棚就地审讯。当游击队返回时，战友们只看到一片殷红的雪地，那里躺着饱受酷刑折磨的安顺花遗体，她已没了头发，胸口、腹部插着柞木条，指甲盖被全部拔掉，密营积雪深处，是她以生命守护完好的弹药、军装和缝纫机。

根据战友回忆，安顺花的主要遗物是一个行囊，其中有10年前丈夫李凤洙在海参崴做码头工人时攒钱给她买的哔叽（一种羊毛斜纹布）裙子，她没怎么穿过，10年前为了好看打的褶子，样子一直没变。行囊里还有一张没有织完的桌台布，纱线是从破线衣上拆下来的。

未满30岁的安顺花牺牲在最深的夜里。1939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名为“野副大讨伐”的扫荡活动，实行“归屯并户”，强制村民迁入和外界隔开的“集团部落”，其他房屋一律烧毁；军事上采取“狗蝇子战术”，地面部队和空军同时出动，企图保持对抗联游击队的持续跟踪和骚扰，抗联即将迎来成立以来最大的挫折。

安顺花作为中共党员，为东北抗战工作了6年；作为抗联战士，已随军转战3年。在她牺牲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

1942年11月，在伦敦，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盟军的阿拉曼战役庆功宴上说：“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也许是序幕的终结。”安顺花的奋斗和牺牲，甚至不是抗战结束的开始，但她倒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确是序幕的终结。

少数民族的抗战活动多在边疆，其中以东北为最早。“十四年抗战烽火中，蒙、回、朝、满、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勇士以血肉之躯在东北、热河至绥远构筑起民族长城的第一块基石。”

安顺花燃烧了自己，以微光照亮长夜。抗战胜利80年了，各族烈士如有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少数民族同胞共同汇成火热的抗日铁流，全国各族抗日武装和民众的最终胜利，长眠于东北群山之间的安顺花无缘得见。就在她牺牲后的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电全国，称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的奋斗之模范”，对这个评价，安顺花永远没法知道，但她拥有的，是当年的伙伴和今天的人们恒久的、深深的怀念。

曾同为抗联缝纫队员的朝鲜族姑娘李在德，在1955年以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图书馆馆长和幼儿园园长——曾经渴望知识、对着朝—汉字典给党组织写信的小姑娘，曾经爱孩子、给多个战友的孩子喂过奶的年轻妈妈，被书和小孩子包围了。安顺花为之奋斗但无从享受的和平生活，降临在她幸存的伙伴身上，这是历史的温柔。

李在德于1982年6月离休，直到2019年去世，一直住在北京通州。她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时常想起抗联的战友们。”